在法律解释、目的论限缩、目的论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类比和法律补充中，都需回答依据什么而为的问题，这属规则论证。
要么强行推出不公正的结论，因为有时大前提本身就不公正。8 法律判断是这一比较的结果：从规范的视角评价事实行为。
德国学者齐佩利乌斯（R.Zeppelius）对此作了细致的描述，他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中，要不断地排斥不相干的事实、解释的可能性和规范：在开始常常存在一个大致的归并，它考虑的是值得检验的规范、解释的选择和事实情况的一个大范围。对它们进行研究，旨在确定人们的一般行为准则。当然，这并非否认在确认事实和寻找规范的过程中要运用推理。面对这些情况，推论模式要么无能为力，因为演绎的三段论不能带来什么新的认识，也就不能解决既有大前提未明确指向的或未涵盖的新问题，同时，大小前提的区别并不象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在外延上的区别，它们分属事实与规范两个不同领域，有许多有意义的内涵差别。从上可见，从（2）到（5）都存在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不对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法律扩张，这便是要进行法律发现的依据。
5 为此目的，法律者首先决定个案是否落入规范文本的事情领域，当落入时，他试图理解，何种文本的规范陈述对于事情领域和个案是合适的：决定规范大纲或个案答案的应然方面。或者，通过考虑到对案件的解释，从规范中形成具体的案件规范，通过考虑到对规范的建构，从案件中形成事实。理论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法律决定（包括法官的判决）何时可以被看作是合理或理性的。
法律家完全可以表达自己在法律上的个人之价值判断，甚至像抒情诗人那样呈展自己渴望无限接近天空的浪漫想象，但法律家不能像诗人那样利用过度修辞的语言张扬自己的情感。这构成了19世纪以后的法哲学或法理学发展的知识图景。无疑，法学外的思考者们一直垄断着对自然法（哲）学解释的权力，因而自然法学同时也成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或政治学家在学科的围墙之外"干预"法学知识领地的通道。其结果，一方面，抽象法学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脱离实在法的概念，愈来愈囿于自我玄想的陶醉感觉。
到了20世纪，有关立法者和法官的职责的看法发生改变，因为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社会中所有可能的情形和新的发展，其必然只一般地设定规则，而将解释的工作交给法官行使，这样可以使规则不断地适用于新的案件。实在法就像个执拗的裁缝，只用三种尺码来应付所有的顾客 ，这种简化的武断方式可能具有降低社会复杂性之功效，但它更多的可能使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被裁剪得支离破碎。
毫无疑问，在前法治化的时期，在依靠意识形态维护集权统治的时期，统治者的现行政策作为注释的权威文本受到那些寻求政治确信的学者们的亲睐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法律论证理论也曾遭到法学和哲学界人士的某些批评和反驳，尽管这个理论本身在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法律的道德评价之类的实质哲学问题）方面还存在着应用的局限性和具体方案上的缺陷，但它代表着一种发展的方向，一种在实在法之实践问题上寻求多知识进路、多学科方法之研究论证的努力方向。再加上法律不能避免价值评判或道德评价，所以法律论证的前提不可能是现有法律的命题或毋庸置疑的公理，而是有待确证的论题。法律家对法律的批评首先应当是"体系内的"批评，实在法为法律家提供了思考的起点和工作的平台，但同时也限制了法律家提问的立场和问题思考的范围。
4）实在法之立法技术尚不能满足法律体系之"计划圆满性"要求，因此在实在法秩序中可能还存在如下的问题：a）法律规则（规范）及法律语言多少有其意义的"波段宽度"（Bandbreite），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如英国法学家哈特（H. L. A. Hart, 1907-1992）所说：法律概念有其核心意义（core meaning）和开放结构（open texture）。每一部目包括一系列同类的事例，如"比较部目"、"通用部目"等。"--这对抽象法学理论而言决不简单是一个姿态的选择，毋宁说是理论生命力再造的必然要求。某些杂志还出版了法律论证理论的研究专号。
埃维里那oT. 菲特里斯把这些领域的论证理论研究大体上分为3个进路：（1）逻辑的进路。故此，法律论证也被当作法律逻辑的内容，属于法学方法论或法律决定的理论，而不是当作法律论证理论本身来对待。
以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和以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为代表的英国分析法学派属此种努力的两股有影响的力量。1971年，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IVR）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第五届世界大会上将"法律论证"作为大会的议题，此后法律论证理论就成为各种国际和国内法哲学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一大批法学家在此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这个愈来愈"缺乏根据的时代"，法律论证理论的雄心和细密严谨的论证作风无疑为法学（尤其是抽象法学理论）的重振旗鼓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个关系只能在法律制度的包容性理论中获得。与此相适应，在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北欧诸国，法律论证理论也已经成为一个强势的法哲学研究方向。任何法律决定（或主张）的说服力或可接受性均取决于证成（justification）的质量。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一经发表，不仅受到法学界的注目，而且也引起哲学界（包括伦理学界）的兴趣。在这个时期，一批研究成果得以出版：例如，霍洛维茨（Horovitz）于1972年对法律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作了概括的考察，卡里诺夫斯基（Kalinowski）在同一年发表对法律逻辑之不同进路的研究，施特鲁克（Struck）在1977年出版专著，讨论不同的论证模式。
换言之，法官在判决中仅仅罗列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规则是否就行了呢？他或她还要不要解释为什么一个法律规则可以适用于某个具体的案件？法律规则的解释怎样才能以令人接受的方式加以证成？在法律证成的语境中，如何看待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一般道德规范及价值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法律措施的证成相比，法官判决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范？这些问题都涉及法律判决应当满足的普遍和特殊的法律理性（合理性）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论题学呢？有学者从3个方面对此加以解释：（1）前提寻求之技术。
应用此程序的目的在于：由各种不同的方向使问题的讨论开始进行，最后能够发现问题在理解上的脉络关联。于是，有些人以官方法律家自居，收敛起理论批判的锋芒，将全部的注意力和学术兴趣置于对官方现行政策及意图的说明和诠释，力图将政治与政策学术化、知识化。
" 总体上看，当代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论证理论不回避实在法的实践问题。这样，抽象的法学理论就由立法定向转向司法定向。
在阿列克西看来，法律论证总是与一定的证立程序相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的论证（论辩）理论称为一种"实践正确性的程序理论"（a procedural theory of practical correctness）。……它所关心的不仅是明确性及法的安定性，同时也致意于：在具体的细节上，以逐步进行的工作来实现'更多的正义'。假如我们说，法律体系是一个如同几何学或代数式的公理体系（axiomatics system），就像潘德克顿之概念法学家（如B. 温特沙伊德）那样把法律的应用简单地视为概念、命题之数学演算，那么这样的法学就是"公理取向"的。二、返观实在法：抽象法学理论面临的选择 上已述及，职业法律家在处理法律问题上的方式是独特的。
有了这个通过成文法典之质料表达的体系，法官们只要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来操作适用规则、概念，就可以得出解决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同时，该理论还提出了各种"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规则及形式构成的"法律论证理论"。
应该承认，在历史上，法律知识与其他知识体系的阻隔既限制了法律家的视野，也导致法学外的知识人思考的偏狭。所谓返观，只不过是要求抽象法学理论放弃逃避实在法、逃避问题的心态，放弃以制造"贫血的概念体系"为旨趣的理论努力。
……目前，法律论证的各种问题继续居于国际法学理论讨论的前台。这种进路强调形式的有效性作为法律论证之理性（合理性）的标准，并且运用逻辑的语言来重构法律论点。
反过来说，实在法均具有"暂时性"和文化多元的特质。相反，它将抽象法学理论的视角从法律形而上学的玄思转向对实在法问题、尤其是司法判决问题的研究。然而，法律一旦涉入价值评判，那么有关法律问题的争辩则必然会陷入哲学家汉斯o阿尔伯特（Hans Albert）所称的"明希豪森-三重困境"（Muenchhausen-Trilemma）：无穷地递归（无限倒退）。在英国，实践理性的再发现，推动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推理、法与道德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形成了新的法学研究思潮。
一般的知识人若不懂得法律的专业知识，那他们对法律的学问就只能止步于隔窗窥室，而法学外的法学要经由此一知识厅堂建造法律体系的大厦，并且实际地影响政治-法律制度的建构则无异于痴人说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律论证的研究包括更为广泛的话题、进路、观念和原则，涉及的领域有法学理论、立法程序、法律过程、法官裁决程序等。
面对实在法，抽象法学理论的姿态有时是极为尴尬的。尽管有的学者（如阿列克西）不赞同论题学法学（Topische Jurisprudenz）的方法，批评该理论"轻视法律、教义学和判例的重要意义，不足以深入分析论述的深层结构，不足以使讨论的概念精确化" ，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法律论证理论的问题意识是"论题取向"的。
d）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可能背离规则（规范）条文的原义。因为在某些学者看来："判决就是将法律概念作为（数学）因数进行计算的结果。
